我有一個紙盒子，里面塞滿了我每次飛行結束后留下來的登機牌。
總覺得，這個盒子里存著我許許多多的記憶。
一時興起，我就開始翻看盒子里的登機牌，有不少都讓我開始回想一些在旅行中遇到的人與事。
比如一張美聯航的登機牌，從上海直飛紐約，航班號為，UA087。
我今天想說的，就是跟這個航班有關的故事。
那時，我坐在從上海飛往紐約的美聯航客機上。
很無聊。
我是個對聲音極其敏感的人，于是坐飛機其實是我人生最無聊的頭號事情。
因為很吵，所以不能安靜地看書。
因為很吵，所以不能專心地看電視。
因為很吵，所以不能全神貫注地聊天。
只是聽覺受到干擾而已，人就一下子變得無聊起來。
大概就像在HOUSE風格的夜店里，怎么都沒辦法品出一杯錫蘭的好，是一樣的道理。
無論再怎么有效的隔音方式，都沒辦法完全消除一萬米高空上的機器噪音。
響在耳邊的。卻又連無所事事的時間一并喧囂著。生怕沒有人察覺到似的。
然而在這么高的地方，不斷轟鳴著的，還不只是飛機引擎的聲音。
還有。許多許多的人，或忐忑，或鬼祟，或浮躁，或驚惶的心情。
然而即便無聊，我卻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逃。
因為一萬米高空上的，完全封閉的空間，是人類自己造給自己的無奈。
比起汽車的縱橫馳騁。比起火車的穿山越嶺。比起輪船的海闊天空。
飛機的無奈，是誰也比不了的。
以前總以為鳥兒飛翔著，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。
怎么輪到自己開始飛了，就無聊起來了呢？
真奇怪。
我坐在靠走道的位置上。這樣方便我去洗手間的時候很自由，不會因為需要經過鄰座客人的許可，而驚擾到他們。
倘若是醒著的，說句抱歉倒也就算了。假如鄰座的客人已經睡著了，就難免有點尷尬。
在歪七扭八的大腿和胳膊間穿梭，我總會膽戰心驚地聯想到《諜中諜》里的湯姆克魯斯。
我沒有他那么帥。但他沒我這么高。
所以我們扯平了。
只是我的個性就是這樣：別人打擾我，我一點也不介意；我去打擾別人，我會介意好半天。
因此我總在乘飛機的時候，固執地選擇靠走道的位子。
還能夠很方便地在空乘的小推車上選擇我需要的食物飲料——這是我后來發現的，額外的好處。
我拿出手機，選擇飛行模式打開，準備開始聽音樂。
因為耳機戴久了我覺得耳朵有點疼，所以我就把音量開得小小的，耳朵湊在手機的出聲孔上聽。
聽的是一出京劇選段：《北天門》里的《見弟》。
有好一陣子，我的手機鈴聲都是各種各樣的京劇段子。
理由是什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就覺得在國外的時候，用京劇做鈴聲，會平白有種“我是個中國人啊”的感覺。
而且每次聽到這些京劇的時候，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微笑。
因為好笑而笑起來。因為會心而笑起來。因為懷念而笑起來。
我從來都不是戲迷票友。
但我在那些日子里聽京劇的時候，還是會拍掌叫好。
“真好聽。”
我常常說。
我以為音量開的足夠小了，而且飛機的轟鳴聲真的足夠大，所以不應該會有別的乘客會聽到我手機里傳出的動靜。
但是偏偏有人注意到了。
他經過我的身畔，去洗手間。
去的時候，愣了一下，轉身看了我一眼。然后繼續走。
金色微卷的頭發。有點發紅的鼻子。藍色的眼睛。下巴滿是生硬的胡渣。
很普通的外國人的長相。
我是個臉盲，通常在國內都記不住新認識的人的長相，就更分不清歐美人的樣子。覺得金發碧眼是他們的共通特征。
除非輪廓鮮明到像湯姆克魯斯，或者海報照片泛濫到像貝克漢姆那樣，不然我沒有辦法很快地記得一個美國男人的長相。
倘若遇到黑人，就更糟糕。
我眼中的黑人，全都是邁克爾喬丹的樣子。
所以我看NBA，永遠都覺得是同一個人滿場跑：自己傳球給自己，自己帶球過了自己，自己閃過自己躍起灌籃。
得分了。全場雷動。
我打了個呵欠，流下一滴慵懶的淚。
然后開始為自己的虛度光陰而懊悔。
大概外國人眼中的亞洲人，差不多也都是同樣的樣子。
黃色的皮膚。黑色的頭發。不夠堅挺的鼻子。以及，大概會永遠帶在身邊的筷子和旗袍。
我繼續聽我的京劇。
坐在我右手邊的乘客是一個中年美國婦女。微微發胖，已經睡著了。
她的鼾聲，比我手機發出的聲音還要大的多。既然沒有吵到她，那我就更加聽得心安理得。
“很好看。”
我嚇了一跳，把視線從睡著的美國婦女身上轉開，發現剛才那個紅鼻子男生已經站在了我身邊，大笑著對我說不算標準的中文。
很奇怪。他竟然能猜到我是中國人。
這趟航班常常會有日本人和韓國人，我總認為，在歐美人眼中看來，亞洲人應該長得也都差不多。
我發現他一直在盯著我手上的手機，才反應過來約莫他是聽到了《北天門》。
“是‘很好聽’。不是‘很好看’。”我糾正他的中文。
“哦。”他抓了抓后腦勺，索性坐在了我左手邊空著的位子上。
“可以傳給我么？”他恢復說英文，然后從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他的手機。
“不可以。”我搖搖頭，“在飛機上，任何電器的無線連接功能都不可以打開。”
他有點不好意思起來，鼻子竟然比剛才更紅了一點點。
“我的意思是說，能不能把你的Email告訴我？我可以等下飛機以后再問你要。”
那倒是沒問題。而且我知道外國人通常對中國的京劇很有興趣。
“你聽的這個曲子，說的是什么事情？”他竟然一直坐在我旁邊的位子上不走了。
“‘北天門’。又名‘四郎探母’，一個叫‘四郎’的人，去探望兄弟與母親，但是心里很害怕的故事。”我漫不經心地敷衍他。
“為什么自己的兄弟母親還要探望呢？而且怎么還會害怕呢？”他不懂了。
“你住在紐約，你兄弟住在伍德斯托克，你十年沒回過家，甚至根本就沒跟兄弟們聯系過。”
“哦。那我再回去的話一定會很害怕。”他大笑著。
“而且我沒有哥哥，小時候我最好的玩伴是鄰居一個大我10歲的男生，我一直把他當哥哥——他一定會用棒球棍狠狠地打我的屁股。”
他笑完了。又補充道。
明明是玩笑的語氣，可他的表情竟然無比地認真。
認真得好象真的有人用球棍在打他。
只不過沒打到屁股，而是打到了鼻子。
已經快要降落了。空姐過來攆他回自己的座位。
我只得又關上手機，綁好安全帶。
他有點不情不愿地站起身，用右手的手背蹭著發紅的鼻子。
越蹭越紅。越紅他偏偏越去蹭。
我懷疑他大概想去應征圣誕老人的馴鹿。或者“美國偶像”現在可能正在辦麥當勞叔叔的形象選秀。
“很好看。”他用中文，艱難地說道。
“是‘很好聽’。不是‘很好看’。”我再一次糾正了他的中文。
走出機場的時候，他從背后叫住我。
“四郎，等等我。”他堅持用中文跟我說話。
“我不叫‘四郎’。”我糾正的，是他對我的認知。至于他支離破碎的發音，我已經懶得去管了。
“把那個曲子傳給我。”他揮舞著手中的手機。
我嘆了口氣，對于他的毅力和耐心表示無可奈何。
“謝謝你。四郎。”他通過藍牙收完了整出京劇，很開心地大步往行車道走去，邊走邊回頭跟我道別。
“見到就不聯系的兄弟和媽媽也不要害怕。給他們一個擁抱就好了。”他大笑著。發紅的鼻子在陽光下竟然很好看。
一輛黑色的加長房車停在了他的面前，看來是專門有人來接他。
我好氣又好笑地對他擺了擺手以示告別。因為懶得把手放下來，干脆就順便也沖空駛的出租車招了招手。
他剛要上車，卻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折返回來，飛快地走到了我的面前。
“四郎。再見。”
他給了我一個溫暖的，友善的，和煦的擁抱。
我身高一米八三。
在他懷抱里，竟然只剛及到他的肩膀。
他比我帥。也比我高。
我跟他根本就扯不平。
于是我開始暗暗地生起氣來。
半點也沒留意到，他的形象已經變得不那么普通，漸漸地開始在我腦海里明晰起來。
就像湯姆克魯斯。就像貝克漢姆。
他成了第三個我能記得住長相的，金發碧眼的，有著可愛紅鼻子的，外國人。
我后來沒有再見到過紅鼻子男生。
嚴格地說，是他沒有見到我，我卻經常能見到他。
在紐約和巴黎的雜志上，我常常能看見這個男生的照片。
配在照片下面的，通常是充滿溢美之辭的采訪和報道。
我這才知道，紅鼻子男生是一個設計師。專門設計衣服的設計師。
他的鼻子，在后來的照片上看起來沒那么紅了。
或者他本來就不是天生的紅鼻子吧。
只不過，他在我的印象里，就應該是有個紅鼻子的。一旦沒有這個特征，我很可能就又會記不住他了。
我不想忘記他。所以我還是固執地認為，他是有著紅鼻子的。
他后來設計過一系列很精彩的服裝。有一組是我最喜歡的：在衣服的圖案配色和剪裁里，總是混有著像京劇臉譜一樣的元素。
雜志上稱，這組服裝的創作靈感來自于中國風。
我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件大大的T恤，在右邊肩膀的位置畫有一臺小小的，抽象的手機線條。
于是我便打開了電腦，連接上我的電子郵箱，第十七遍地看一封郵件。
紅鼻子男生，寫給我的郵件：
“那首曲子很好聽。我聽了很多遍。我的朋友們聽到了也都覺得很好聽，非要我也傳給他們。
今年圣誕我會回家探望家人。真誠地希望好兄弟們不會用棒球棍打我的屁股。我八歲的時候被那位鄰居的大哥打過一次，那種痛的感覺，我到現在也忘不了。
謝謝你傳給我的曲子。也謝謝你告訴我的，關于‘北天門’的故事。”
然后我就會給自己泡上一壺翠螺，把ipod連上音箱，音量開得大大的，從“坐宮”到“別宮”，從“見弟”到“斬輝”，聽完一整出《北天門》。
聽完后喝干杯中的茶，長長地呼出一口氣來，沖著月亮微微地笑一笑：
“真好聽。”
由于時裝周工作的緣故，我如今每年還是會飛去紐約，通常都會坐美聯航直飛的航班，既是因為方便又算舒服，也因為這漸漸成了一種習慣。
可我再也沒碰見過紅鼻子男生，這些年漸漸連電郵也通的少。
對我來說，千言萬語不如相見，我總惦記著，若能在時裝周現場遇見倒也不錯。
可不知怎么，我老會不湊巧地錯過他的秀，也逐漸失去了一定要單獨約他出來相見的動力和借口。
四郎楊延輝，本來有的是機會跑回家，然而他一拖再拖，終于拖得連回去看望母親兄弟的勇氣也沒了。
好在鐵鏡公主適時幫了他一把，讓他終于在有生之年能短暫地重聚天倫。
我想，有朝一日我還是會見到這位紅鼻子男生，
因為有一種友情，不至于生死相報，也并非淡交如水，而是一見如故，萬里不辭的。
我手中捏著美聯航的登機牌，
突然就釋懷地笑出聲來。
遠在美國，萬水千山，你是否也有想要見一面的人？
不要學楊延輝的怯懦，我現在就給你鼓勵——
